他写的隶书,被赞国朝第一!

沙孟海在谈到清代书人时说:“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大学士刘墉,也不是内阁大学时翁方纲,偏是那腾杖芒鞋的邓石如,确为至评。“作为引领新风的人物,即便是高傲的赵之谦,对邓氏也极服膺,称:“四体皆精,国朝第一\”。

邓石如

邓家并不是什么书香门第,而是一贫如洗,从小邓石如是以砍柴、卖饼为生的。少时写字、刻印,只不过是为了卖钱维持生计而已。家中的生活虽然清苦,可邓石如每日清晨都要研满满的一盘墨,练字练到墨水都用尽了才休息。

直到后来,邓石如一生结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——户部尚书曹文埴和湖广总督毕沅。这两人,一个掌管着大清国的财政,一个是地方大员,他们都对邓石如的一手书法篆刻称羡不已。

乾隆五十五年,邓石如随曹文埴进京,曹文埴在圈内大加夸奖,一介草民的邓石如声誉空前抬升,引起士大夫阶层的极大震动。简直是门庭若市,都来一睹“完白山人”(邓石如自号)的尊容。当然,能得到山人的片纸只字,那将是最为荣幸的事了。京中大书法家刘墉、纪晓岚等,先后将邓石如请到家中,与他欢宴论书,刘墉在看过他的字之后都称赞道是“千数百年无此作矣。”

可当这阵风吹到翁方纲耳边时,翁大人不痛快了。关于书法,他所听到的,历来都是夸他的声音,如今怎么突然出现一位“四体书法全国第一”的邓石如呢?他跟谁学的呢?

翁方纲在刘墉宴请邓石如的酒席上,直接质问邓石如:“听说你是写碑的,请你说说碑与帖有什么不同?”面对翁方纲的蔑视,邓石如毫不相让,说:“不管是碑是帖,我的书法肥瘦长短皆有法,一点一画皆与秦汉碑刻相吻合,不像你的书法,纵荡任意,无所顾忌!”翁大人一听当场就愣住了,这样的“顶撞”,恐怕是他有生以来从没遇到过的。还没来得及思考如何“回击”,邓石如已大步流星、扬长而去了。

你要知道,翁方纲与当时的相国刘墉、以及梁同书、王文治等,都是名极一时的书法家,不仅官大权重,功夫也深,这可是根正苗红的“中书协”领导啊。一般后起之秀,不尊不拜,是很难得到提携,更不用说想在京城拥有一席之地了。

历史上那些敢于打破常规的人总是有些特殊,而邓石如的成功是因为他“一介布衣”的身份,没有束缚,有的只是对艺术的追求和沉醉。

邓石如不愧为清中季的杰出书家。千秋帖学,至乾嘉已成强弩之末,正是在解人哀叹书艺江河日下之际,邓氏以独有的天赋,顽强的探索,成功的突破开辟了篆隶书艺的新风尚,南水北引,滋润八极,为之后的篆隶书艺起八代之衰而直逼秦汉,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。故而,以为晋唐以降、书艺一代不及一代的式微说是有其片面性的。公允客观地说,帖学自唐以下陈陈相因,是走下坡路的,而以篆隶为主干的碑学书艺则以乾嘉为拐点,呈现出勃兴的势头,领此风骚及获得巨大成功的人物,若邓石如、伊秉绶、何子贞及先前的金冬心,都是振兴书坛的功臣。

诚然,邓氏四体皆擅,毕竟有文野、雅俗之别。他的篆书以隶笔发势,得前所未有的纵横捭阖之妙,一洗先前作篆描划纤弱之弊。隶书杀锋取劲,若钢刀之刻石,自具精气弥满, 一洗明清人刻板做作之弊。篆隶以其最强项,开风气之先,对后世影响也巨。故赵之谦有“山人书以隶为第一”之誉。诚然,笔者以为其行草,似少了些清狂之趣,而稍涉俚俗,这或许是才人多艺,不免有其精力不逮处;也许是对篆隶书过于追求雄强,而在行草上衍生出率意轻漫的心态。这也是不可苛求的。

这本隶书册,作于嘉庆己未(1799)年。体势值由雅驯而趋开张,笔意由温润而趋劲豪,气格宏阔而无纵横习气。是一件由厚积走向勃发之际的别致的佳作,多堪玩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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